18个红包
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，开门红的鞭炮此起彼伏。除夕的夜，热闹张扬。可我，再也吃不到父亲为我包的年夜饺子，再也看不到他忙年夜饭的温暖身影。一年前，父亲被查出晚期直肠癌。母亲把房子抵押给银行，贷了款给他动手术。那时我正上高三，父亲迢迢无望的治疗和自己前途未卜的茫然，如两座大山压得我无法喘息。高考刚结束，父亲病情恶化，再次入院。
病房里闷热压抑，窗外的知了焦灼地叫个没完，我木然地捧起书，却看不进一个字。父亲清醒时变得很唠叨，翻来覆去提我儿时的琐事，还总说出院后，要亲自下厨为我弄几道好菜。医院已下过几道病危通知书，我不知道父亲还有没有机会回家。父亲的话愈加让我感到悲戚，我喉头哽咽，一次次背转身悄悄抹眼泪。
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父亲十分开心，精神也大为好转。他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，将一把钥匙放到我手心说：“儿呀，有样东西我捂了很久，本想亲手交给你，可现在只能让你自己回家拿。”家里已一贫如洗，父亲还能给我什么？我茫然地拨弄着钥匙，为筹不到学费心急如焚。
开学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父亲已无法进食，也说不出话，手上的血管再也打不进液体。那天，他“嗯呀”地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声音，我凑近细听，听出是“钥匙”两个字。父亲的脸憋得通红，我才这想起他给我的那把小钥匙。父亲睁大空洞的双眼盯着我，张了张嘴，嘴角抽了抽，头一歪，便没了气。
白床单覆盖了父亲的脸，我双腿发软，跪倒在他面前，心脏像被剐成了一片片。父亲走了，我仿佛成了一截无根之木，轻飘飘的全身虚空。办完丧事，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父亲的抽屉。抽屉里有个发黄的小木盒，里面放着18个红包。
最旧的那个红包已变成猪肝色，封皮上有两行模糊的蝇头小字，我认出是父亲的笔迹：儿子，从现在开始，爸爸每年会将从单位领到的新年红包，连同吉祥如意留给你！落款是“1990年正月初八。”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天。抚摸着发黄的字迹，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父亲嘴角含笑，正虔诚地为新生的我写下期许和祝福。
父亲是个温和的人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最大的爱好是做饭。每次他炒的菜被我一扫而光时，他便会摸着我的头“嘿嘿”憨笑。父亲刷洗碗筷时，爱哼流行歌曲，“浪奔，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……歌声和着“哗哗”的水声，颇有许文强的豪迈。这是我九岁之前的生活，虽然父母都是普通职工，收入不高，但日子过得平静幸福。
上世纪90年代末，父亲的单位开始走下坡路。拖了两年，后来连工资也开不了，父亲只好出去拉保险。他穿着极不合身的旧西装，提着又大又沉的业务包，脸上堆满刻板的笑。他结结巴巴跟客户解释保险的相关知识，紧张得打颤，不停地用手抹脑门上的汗珠。
我抚摸着两个薄薄的，封皮印着保险广告的红包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再不会躲在角落里嗤笑父亲蹩脚的推销。我要大方地走过去，为他拎拎包、捶捶背。
父亲早出晚归，还是拉不到多少业务，只好另谋出路，到上海做生意。父亲一走就是一年，春节回来，他抚摸着我瘦削的肩胛，重重地叹息。过了年，他死活不肯再去上海，母亲骂他没出息，我也觉得他不像个男人。
春节后，父亲耷拉着脑袋到处找工作。小小县城里活难找，父亲只好去学开车，后来总算在公交公司当了司机。父亲开了七年车，每天下了班，他把围裙往脖子上一系，钻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忙。父亲做的可口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，16岁就比他高出一头。
现在回想，那时父亲不愿再去上海，其实是担心他不在家里，我吃不好饭。
最后一个红包，是2008年的，装着125元钱。那时，父亲刚动完手术，生命朝不保夕，时时需要救命钱。他不仅没动用这些红包，还从医药费中抠出了珍贵的125元！
平静的日子，父亲将祝福装成红包；贫穷落魄的岁月，父亲将温暖装进红包；生命最后的时光，父亲将希望装进红包。我数了数，18个红包装着5252元钱，读起来正是“吾爱吾儿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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